在近十年中，美国社会的分裂变得日益严重。甚至有人把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戏称为The 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美国社会的裂缝不是一条简单明了的直线，而是包括多条形状各异的曲线。这种社会分裂甚至蔓延到许多华裔的家庭中。夫妻之间可能由于不同的政治立场，吵到接近离婚的程度，而父母与孩子更可能站到对立的战壕中。

本文将聚焦在美国华裔新移民与他们孩子之间的思想对立上。在讨论之前，我需要对讨论对象加以明确的界定。这里所说的华裔新移民，指的是中国大陆开放之后不久主要通过留学移民到美国的人。这群华人有着特殊的文化背景，并且占华裔新移民的相当一部分。从别的地区，例如香港、台湾，甚至东南亚移民到美国的华裔，有着很不相同的文化背景。这里所说的孩子，指的是ABC(American Born Chinese)，即在美国出生的华人，或至少是在美国长大的华人。如果是中学才到美国的孩子，那么他们的思想又会有差异。

这两代人之间有着非常特殊的亲子关系。父辈是自己一代的佼佼者，通常都是上中国顶级大学的学生，因为只有这部分人才有申请赴美留学的机会。子辈许多也是佼佼者，他们在美国接受教育，后来相当一部分人也进入美国的顶级大学。除了两代人截然不同的中西文化教育背景之外，父辈还呈现出明显的特殊专业背景。这些留学美国的华人绝大多数具有理工科的专业背景。这是由美国的留学政策决定的，并且中国的文科与美国的文科当初也极少能接轨。

我之所以对这个主题感兴趣，一方面是因为我的人生经历与这种文化现象有交集。我本人与这些父辈一样，当年也加入了留学美国的队伍，并且毕业之后也在美国工作过。所以，我对这些父辈的思想背景有切身的体验。但是，我的孩子却与他们的孩子不同。十年前，我特意避开西方国家，把孩子带到新加坡来接受教育。当然，新加坡社会中包含着许多西方文化的要素，偶尔也能听到女儿的一些“极端”观点，但新加坡毕竟是华人占主体的国家，中华文化或明或暗的主导是免不了的。因此，很难想象我与孩子在思想上会站在对立的战壕中。退一步说，即使我当年留在了美国，我与孩子的关系也不会沦落到那种地步。其中的关键是，在理工科的背景之外，我还有西方哲学的背景。

这一主题的更加深层的意义在于，这种特殊的亲子思想冲突很好地展现了中西三种文化之间的碰撞。因此，对这一文化现象的深入解析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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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文化

为了揭示美国华裔新移民亲子思想冲突的原委，我们需要先讨论中西三种文化。这三种文化分别是西方现代文明中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文化，以及华夏文明中的人文主义文化。

在《凤凰涅槃：中华文化的第二次复兴》的文稿和讲座之中，我对西方现代文明做了较系统深入的剖析。最后，我把它总结为“两希源头，基督主流”。西方现代文明有古希腊文明和希伯来基督教文明两个源头，但是基督教文明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西方文明的这两个源头显然不是完全一致的，其间存在着基本的张力。简单说来，古希腊文明以多神教为基础，而基督教文明则以一神教为基础。

正是因为两个源头之间存在基本的张力，我们在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中看到了调和两种文明的明确努力。在基督教被罗马帝国接受的初期，普罗提诺创立的新柏拉图主义得以盛行。其中的道理很简单。新柏拉图主义主张一种一元论，即现实世界都导源于一个单一的原则。这种主张与基督教有着明显的契合，但与柏拉图的多元理念实际上有了很大的距离。在基督教文明的鼎盛时期，阿奎那把重新发现的亚里斯多德的思想又完美地整合到基督教神学之中。亚里斯多德的逻辑学被用来论证神学观点，理性与信仰得到完美结合。

到了现代，西方文明两个源头之间发生了新的变奏。在文艺复兴之中，针对没落的基督教文化，西方的知识分子喊出了复兴古希腊文化的口号。其中最突出的是人文主义思想。于是，西方文明两个源头之间的张力以神人对立的形式凸显出来。此后，经过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发展，这种张力又演变为逻辑理性和直觉感性之间的对立。19世纪是现代科学全面深入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与科学理性相对立的浪漫主义兴起的时期。在文艺领域的浪漫主义之后，在哲学领域产生了多种非理性主义思潮。再往后，则有多种后现代思潮。后现代思想同样与以理性启蒙为核心的现代性相对立。

由此可见，西方文明两个不一致的源头，最终带来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分裂。这突出表现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两军对垒上。科学主义文化围绕着物质机器和数学实验。一些基本的观点包括：世界实质上是物质的世界；世间的一切现象都可以还原为基本物质现象；数学加实验的科学方法适用于研究所有事物；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机器比人更优越，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最终可以超越统治人类。与此相反，人文主义文化围绕着人文社会，主张人的宇宙核心地位。一些基本的观点包括：物质世界只是世界的简单部分；人类和社会是已知世界最复杂的部分；由于人类和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其中呈现出更多的个性和多样性，而不是普遍性和齐一性；以普遍性和齐一性为前提的科学方法在人文社会领域通常没有很大的效力；机器只是人类创造出的工具，理应为人类的利益服务。

与现代西方文明中两种对立的亚文化都不相同的第三种文化，是华夏文明中的人文主义文化。在对人文社会的核心关注方面，中西方的人文主义有共通之处。但是两种人文主义却生发于不同的宗教背景之上。现代西方文明的两个源头都是崇拜神灵的文化，尽管其中有现代科学的物质自然主义宇宙观念，它显然没有彻底摆脱神灵崇拜。这在西方人文主义中表现为，现代人的观念依然带着基督教文化的深深烙印。换句话说，人依然是基督教思想框架中的人，还不是自然的人。正是在这一点上，中西文化有根本的不同。中华文化在先秦发展成型之时，在主体上就摆脱了对神灵的崇拜，人从而获得了与天地并立的宇宙地位。因此，不仅天被自然化了，人也被自然化了。基于这种摆脱了神灵左右的自然人的人文主义，才是彻底的人文主义。

这三种文化与我个人也有亲密的关联。在从高中开始的短短十几年时间里，我的思想从科学主义转变到西方的人文主义，然后又从西方的人文主义转变到中国的人文主义。十几岁时我崇拜爱因斯坦，二十几岁时我崇拜康德和海德格尔，等到了三十岁之后，我则彻底回归孔孟老庄。所以，我对这三种不同的文化都有切身的体悟。

当今美国社会中的分裂，许多都有深层的文化基础。这些分裂不只是表面的利益冲突，而是根源于西方文明内在的思想张力。

我们以一个现实的例子来阐释这一观点。堕胎问题是几乎每次美国总统大选中都要争论的问题，也是美国当今社会的一个重要裂缝。前不久，这个裂缝张得更大。堕胎问题之争显然是西方文明内部的文化冲突，具体来说，基督教传统与现代人文主义之间的冲突。

围绕堕胎问题的两派分别是注重生命(Pro-Life)的禁止堕胎派和注重选择(Pro-Choice)的支持堕胎派。前者主张生命在受孕时开始，在此之后堕胎就等于谋杀，而后者则主张父母或只是母亲拥有在怀孕早期选择堕胎的权力。前一派的思想基础是基督教的人生观念。根据这种观念，人是上帝的造物，在受孕的一刻，创造过程就已启动。父母显然没有权力终止这个创造过程。后一派则基于现代西方人文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倡导个人的自主性，具体来说，母亲对自己的身体有选择做手术的权力。其实，后一种思想的基础是原子个人的观念，它仍然没有彻底超出基督教的思想框架。原子个人观念离不开上帝的支撑，在现实世界中根本不存在原子个人。

我们比较一下中华文化关于堕胎的观念，就能更好地理解西方文化中的堕胎问题。总的来说，堕胎在中华文化中根本不构成一个问题。生育子女的过程是关涉亲子关系的自然过程。在中华文化中，父母是子女生命的源头，子女则反过来延续着父母的血脉。在这种自然的血脉绵延之中，一方面，人不是上帝所生，而是父母所生，另一方面，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也不是原子个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在怀孕早期，父母有选择堕胎的自由。这不是因为个人的自主性，而是父母在生育中的主导地位。但是在怀孕的晚期，除非有特殊原因，通常中国人不会再选择堕胎。这不仅是因为胎儿即将出生，从而有了生存的权力，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亲子之间的血脉情意。

由此我们看到了基督教背景上的亲子关系与以自然血缘为基础的亲子关系之间的根本区别。这个例子进一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西文化，尤其是中西人文主义的实质性差异。

三种文化在现代中国

在对中西三种文化有了一定的理解之后，我们现在回到文章的主题，即美国华裔新移民的代际冲突。我们先来解析父辈的思想文化背景。这就要求我们对他们的成长文化环境做深入的探讨。

上述的三种文化在现代中国都产生了影响。

鸦片战争后，在西方现代文化的猛烈冲击之下，中国被迫走上了现代化之路。在晚清时期，战争的惨败首先让中国人看到了西方的船坚炮利。但略做深究，中国人很快就看到船坚炮利之后的煤矿机器。所以，在晚清的洋务运动中，除了建造多个兵工厂外，还包括开矿山、修铁路、造机器等工业革命活动。然而，直到民国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中，中国人才首次抵达西方现代文化的内核。新文化运动中所倡导的科学和民主，实际上就代表着上面讨论的西方现代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文化。

然而，由于中华文化的背景和中国特殊的历史境遇，中国人对于西方现代的这两种文化的理解，带上了明显的文化和历史的烙印。

我们先从科学谈起。现代科学诞生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母体之中，原初是修道院中的神圣活动。现代科学的奠基者们对天体的研究，主要出于对上帝作品的兴趣。在科学革命的时代，Nature被看作上帝的作品。只是后来随着现代科学的不断发展，宇宙观念逐步地祛魅，Nature的观念才最终演变为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自然界。我在《凤凰涅槃》中对现代科学的演变过程有详细的解析。因此，现代科学中带着许多出世的、理想的成分。这显然是基督教文化的基因。

中国人所理解的现代科学与此有很大的偏差。它带着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

一、中国人倾向于把科学与宗教明确地对立起来，认为两者水火不相容。这是从科学后期的发展状况去臆测现代科学的起源，以现代科学与基督教在宇宙观念上的对立抹杀两者的深层亲缘关系。

二、中国人倾向于对出世的、理想的科学活动做现世的、功利的理解，因而科技常被混为一谈。在工业革命前的很长时期内，科学和技术在西方沿着毫不相关的轨迹发展。即便是在大科学时代，科学研究仍保持着很大的理想成分，与现世的功利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相比而言，中国在引入了现代科学之后，科学研究就带有显著的功利成分，从当初的科学救国到今天的科学强国。

三、中国人对科学的崇拜，比起西方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潜意识中，所有学问都是科学，所有好的事物都可以被称为是科学的，尽管许多事物与科学毫无关系。总的来说，现代中国文化比西方科学主义文化还科学主义。

上述中国对西方科学主义文化的特殊接纳方式，一方面取决于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文化，另一方面取决于中国应对西方现代文化冲击的历史境遇。正是因为摆脱了神灵崇拜的人文主义文化，中国人对基督教才会有非常负面的理解，因而，极力地把正面的科学与基督教划清界限。正是因为对人文的核心关注，中华文化才会非常注重经世致用、人世的福祉。中国人很早就对天体有了细致的研究，在商代就开始记录并试图预测日月食。这在本性上显然属于科学活动。但是中国人对天体的研究，不是出于对上帝作品的兴趣，而是为了编制出精准的历法，以便指导农业生产。而科学在应对西方列强所造成的屈辱方面变得尤为重要。落后就要受人欺负，只有发展科技才能使中国变得强大，免遭欺辱——这种思维定势到现在仍在主导着众人的思想。

与现代科学相仿，西方现代的民主观念也受到基督教文化的深入影响。民主观念之中不仅包含着个人的权力和自由，而且包含着人际的平等和公正。后者来源于基督教的普世观念。民主观念的核心要素明确地包含在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之中。自由与平等和博爱不是完全一致的，有时甚至相冲突。中国人在理解西方的民主观念时，同样倾向于忽略其中的基督教普世理想。具体来说，他们更加关注权力和自由，而不是平等和博爱。这当然也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人们对帝国专制制度的强烈排斥有关。

与西方的两种文化相比，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文化在现代中国显然会有不同的影响。在西方现代文化猛烈的冲击之下，在西方列强所带来的巨大屈辱面前，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采取了自我否定的态度。主导了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思想突然被迫陷入守势，由显学变为潜学。但即便作为潜学，它仍然在潜移默化地主导着中国人的思维，因为它早已渗入中华文化的深层，成为民族无意识，在不知不觉中起作用。

在这三种文化中，科学主义的文化在现代中国居于垄断地位，而人文主义的文化，不论是西方现代的，还是中国传统的，都处于弱势地位。这种文化格局鲜明地体现在文理科的关系上。首先，文理科处于明确分立的关系中。其次，理科比文科占有绝对优势。我们当年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下受教育。选科的潜规则是，头脑聪明的人学理科，学不好理科的人才去学文科。

上述就是这些美国华裔新移民成长的文化环境。这种文化环境肯定会塑造他们的思想，形成他们的思维定势。在解析了父辈的思想文化背景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子辈的思想文化背景。